你知道嗎，我有次翻到清宮的檔案，發現雍正那個人真的很囉唆。他不只管國家大事，他還管他養的獵犬要穿什麼。他曾經下旨要求內務府給他的愛犬「造麒麟」和「老虎」做衣服，甚至細節到要把鈕扣換成更有質感的，或是衣服裡面要襯什麼料子。他在那邊改設計稿的時候，估計腦袋裡根本沒什麼大清江山，全是那幾隻小狗勾穿起來帥不帥、暖不暖。講到這個我就想起來，我們現在雖然能買到幾百種口味的罐頭，但在某種程度上，我們對寵物的疼愛，竟然還比不上三百年前那個坐在紫禁城裡的高冷皇帝。那個時代沒有什麼農業部規範，也沒有什麼進出口法規，皇帝說這肉要新鮮，沒人敢拿次級品餵狗。但現代人呢？我們走進寵物店，面對那一整面牆的精緻包裝，其實心裡虛得很。
以前我聽說有個朋友，他為了想給家裡的貓換一種國外評價很高的主食罐，研究了半天，最後發現那個口味因為含有某種特定比例的肉類成分，或者是因為產地問題，竟然在報關的時候被擋下來了。我就在想，這歷史的劇本是不是寫反了？皇帝想給狗吃鹿肉就吃鹿肉，想織毛背心就讓最頂尖的工匠出動，完全是出於一種「我就是要對牠好」的直覺。但我們現在對寵物的關懷，被閹割成了一疊又一疊的檢驗報告和法律條文。對了你知道嗎，清朝其實還有專門養狗的官員叫做「犬人」，他們的工作就是陪狗玩、帶狗運動，如果狗沒照顧好，他們是要被處罰的。現在我們只能看著監視器，擔心那個從國外代購回來的零食會不會被海關沒收，或是會不會因為某個法規修訂，原本家裡主子吃得好好的牌子突然就斷貨了。
這種感覺很奇怪，人類文明發展了五千年，我們從單純的狩獵夥伴，變成把狗供在沙發上的室友，但這中間的自主權反而縮小了。以前羅馬人養寵物蛇，他們甚至會帶著蛇去參加宴會，讓蛇在桌子上爬來爬去，也沒聽說過有什麼公共衛生局去開罰單。不過這個有點離題，我想說的是，法律這東西在寵物文化裡的角色，本來應該是底線，現在卻變成了上限。我們對「好罐頭」的定義，不再是那塊肉有多結實，而是它有沒有符合那一長串我們根本看不懂的生化指標。
我有時候會想像，如果雍正活在現代，他看到他想給愛犬弄個精美的牛皮項圈都要被查驗皮革來源，或者想從西藏弄點犛牛肉給狗打牙祭卻被告知「防疫不合格」，他大概會氣到想把辦公桌掀了。這種衝突感其實很諷刺，我們自以為比古人更懂得科學養寵，但我們對寵物的付出卻被切割成了商品與法條。你看，古代的貓狗是直接跟權力中心掛鉤的，牠們的需求就是法律；現在的貓狗是被塞進商業鏈條裡的消費者，牠們的飲食得看貿易協定的臉色。
講到肉類比例這件事，其實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，那時候剛開始有「寵物餅乾」的概念，那種東西說穿了就是些穀物殘渣，但那時候的貴族還是堅持要給狗吃最好的鮮肉。那時候可沒什麼營養師，大家憑的就是一種「牠跟我是家人，我吃什麼牠就吃什麼」的樸素邏輯。現在我們被各種行銷術語洗腦，什麼「處方糧」、「天然糧」，甚至連加了什麼微量元素都要斤斤計較。但你有沒有發現，當你越是在意那些包裝背後的法律保證，你就越容易忘記，寵物真正需要的其實只是那份純粹的、不被條文干預的偏愛。
我認識一個養法鬥的朋友，他為了買到某款歐洲進口的罐頭，甚至得去研究海關的稅則分類。他說他覺得自己不像個飼主，反而像個報關行小職員。這就是現代人的悲哀，我們擁有的選擇看起來很多，但每一個選擇都被過濾過了。我們被保護得太好，以至於我們的寵物只能吃到「被允許」的食物，而不是「最好」的食物。這讓我想起古埃及人，他們神化貓的時候，是真的會把上好的鮮魚供奉給貓神，而不是在那邊檢查魚的重金屬含量有沒有超標。當然啦，我不是說食安不重要，只是當法律的細繩勒得比愛還要緊的時候，那種人與獸之間最原始的連結，好像就變得有點冷冰冰的。
為什麼鸚鵡能活七十年但倉鼠只能活兩年？這種天命我們改不了，但為什麼皇帝能隨手給狗織一件毛背心，我們卻要為了罐頭背後的產地編號傷腦筋？這就是歷史最愛開的玩笑。我們以為我們進步了，其實我們只是從「隨性而為」的愛，變成了「合規」的愛。當你下次看著碗裡那個被法律審查過無數次的罐罐時，或許可以感嘆一下，我們這些現代奴才，其實比清朝那個整天批奏摺的皇帝還要難當。他只需要負責寵愛，而我們得負責在法律的縫隙裡，卑微地找尋一點能讓主子開心的可能性。這五千年的合作史，最後竟然演變成了一場法律與食慾的拉鋸戰，這真的是誰也沒料到的演化方向。